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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韶九错杀了红二十军的很多干部也被追认为烈士?

归档日期:10-14       文本归类:革命战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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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韶九是谁派去做肃反大员的?他的所作所为是秘密进行的吗?他是擅作主张吗?都不是,说他是红色酷吏,这是公认的,所以,他只是一个“吏”而已。当时参加革命的人来自不同阶层,抱有的目标和信仰也各不相同,内部的利益纷争不断,从一定的高度上看,富田事件对铲除红军中的不同派系,纯洁队伍,统一思想等等方面是有好处的,从长远看,红军的战斗力是增强的。但过程很残酷,采用的不是精准的手术刀式的切除,而是大砍刀式的滥杀,死了很多无辜的革命同志。可以说李韶九是路线斗争的工具,富田事件过后,确实对红军的声望和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个责任推在李韶九身上是片面的。作为李韶九本人,在富田事件过后,结怨太多。如何处理李韶九呢?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后,李韶九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当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人结局,他们谁都很清楚的。为什么要让李韶九留下来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闽西战斗中“牺牲”。这位 “肃反大员”31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1949年后,李韶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所以说,这个结局很完美,皆大欢喜。

  1926年9月,加入国民革命军第6军54团机枪连,随军北伐,后任54团指导员。

  1927年7月,第6军54团被派往江西南昌加强守备,防止“暴乱”。李韶九随团驻在南昌市内匡庐中学,并非起义部队,正好遇上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54团被起义部队包围歼灭,李韶九也成了俘虏。在俘虏营,他见到了同乡、时任起义部队叶挺第24师71团8连指导员的肖克,靠着林伯渠的介绍,李韶九参加了红军,并被选送到九江林伯渠主办的第6军政治训练班学习。

  1928年,成为中共党员。不久,任中共湘西特委委员。刚到任即被军队逮捕。后辗转到上海,又被派往长沙从事地下工作,护送革命同志赴醲陵、安源、上井冈山,因身份暴露遭通缉,后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前往常德,任中共湘西特委会委员。不久,经由武汉转江西,参加与万安暴动的领导工作。

  1928年春,他奉命到吉安东固李文林创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 团工作。协助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七、九两纵队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夏,任第七纵队纵队长。为了巩固和扩大东固革命根据地,曾协助当地党组织加强革命政权建设,扩大工农武装,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深入开展白区工作,利用有利地形打击来犯之敌,并率部攻克兴国县城。

  1929年冬,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据肖克回忆,李韶九在这里与李文林等江西红军和赣南中共组织的领导人颇有“矛盾”,不受重用。

  1930年2月,他被任命为由赣西南红色游击队和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编成的红军第6军(后改称红三军)第1纵队政委(师级)。

  1930年6月,由红4军、红6军和红12军组成红军第1军团,他担任军团前委秘书长。

  1930年8月,红1军团和红3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于1930年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

  1930年11月,他又兼任了极为重要的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军级),当年只有26岁。不到一年时间内数次升迁,职位越来越重要,李韶九的被重用,主要得益于身为江西苏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的信任。

  1930年12月3日,给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去信指出:‘党内地主富农分子现举行大规棋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下去......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日,总前委又发出了《总前委给韶九同志并转省行委的信》。信中写道:“据龙超清供称段良粥是省行委机关AB团总团长袁肇鸿是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是江克宽,除江克宽已在东韶由我们捕捉外,段良弼、袁蟹鸿是重耍犯,须立即捉起详审。再则,李白芳比段、衰更重要,谅你们已捉了,并且你们要从这些线索中找到重要的人。”

  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连续接到总前委的“尚方宝剑”后,立即率领红12军一个连的士兵来到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他先命令“将省行委机关重重包围”,然后亲率“士兵十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将段良弼(省行委常委)、李白芳(省行委代理秘书长)、谢汉昌(红20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马铭(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尽行捆绑禁闭,其他工作人员一概软禁。

  1930年12月7日晚,李韶九亲自开始审问,处于重刑,第一个被审的是李白芳,李韶九欲从这个书生模样的知识分子身上打开缺口,先是对李白芳进行悬吊抽打,继而施用“砧板烙肉“的火刑。“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对男“犯人”如此,对女“犯人”也毫不留情。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正好来看望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

  1930年12月12月7日到9日3个昼夜,经过这样的审问,“犯人”们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AB团,并被逼供出其他的“AB团成员”。如此这般抓-审-抓,“自七号晚上起截止十二号晚上富田事变以前,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及政治保安队共破坏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曾山为富田事变发表的宣言》,1931年1 月14日。),8日起不经任何机关批准,分两批处决了38人。

  1930年12月8日凌晨,李韶九在审问谢汉昌时逼供出红20军(1930年7月正式宣布成立)174团(10月增编)政委刘敌等人也是AB团,于是,他决定亲率红军一个排,押着“活口”人质谢汉昌,前往红20军军部东固,欲从该军“来一个大的破获”。

  1930年12月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临行前,他还布置将25人绑赴刑场枪决。

  1930年12月9日晚,李韶九到达东固,李韶九立即与20军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春,向他们二人讲了总前委的指示,部署了在军中捉拿AB团的行动计划,同时通知174团政委刘敌从兴(国)、泰(和)边境前线日上午,刘敌随即被李韶九召去问话,看在老乡的面子上,李找刘谈话说:“刘敌,不少AB团分子都供出了你。”刘敌惊出了一身汗,说:“我是不是AB分子,你还不清楚吗?”李韶九说:“可供你的人很多,我看有甚你就说罢,免受皮肉之苦。”刘敌说:“容我想想。”,后将刘敌放回。(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日。)

  1930年12月12日下午4时左右,刘敌回去后联合了一些军官,带队包围军部,放出了被抓的谢汉昌等“AB团”。李韶九闻风逃走。刘敌和谢汉昌为防李韶九回到富田杀害那些“AB团犯人”,带部队连夜赶到富田,缴了李韶九带来第12军2个排的,释放出段良弼、金万邦等人。

  1930年12月12日晚,按照李白芳提议,在王诚教堂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应变措施,众人一致认为:“此次富田肃反,抓遍了所有赣西南干部,是一个很大的阴谋,而李韶九大搞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会议主张“公开反毛”,决定去信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揭露毛的阴谋”。史称“富田事变”(工农红军的第一次兵变)。

  1930年12月13日一早,在富田召开了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滥杀无辜的军民大会。会场上群情激奋,有人领头呼喊了“打倒,拥护朱彭黄”分裂主义的口号,并张贴了同样的标语。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其余机关的几百名干部,随红20军离开富田,向赣江以西的吉安县永阳开拔。

  1930年12月15日,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永阳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书记(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早已被捕)。会议建议中央“停止总前委书记的职权”,“开除李韶九的党籍”、“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变经过”,“送200斤金子到中央,2万元给红校”等(《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议案》,1930年12月18日于永阳区龙江)。

  1931年4月上旬,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三人团”来到江西苏区。“三人团”完全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决定,把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4月下旬,“反AB团的英雄”李韶九重获重用,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整个江西苏区的肃反都在他的领导之下了。李韶九履任新的重要职务伊始就掀起肃AB团的新高潮。首先是把那些被定了性的富田事变领导人刘敌、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于4月和5月分别处死。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20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也被处决。然后是把参与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政委以下到副排长的700多名干部,都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

  1931年7、8月间,李韶九因时任赣南特委书记的陈毅抓AB团不力,有心要把他也打成AB团,多次从侧面进行威吓,以致陈毅一度颇为紧张,他年轻的妻子也因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了。(王昊著《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16-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对肃AB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暂时扭转了风头,李韶九略有收敛。

  1932年1月25日,中央苏区中央局专门讨论了对李韶九的处理,作了《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局决定予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这显然是为了平息苏区中共干部中的恐慌和不满情绪。

  1933年底,因扩充红军有功,经提议,委任为瑞金卫戌区司令、任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1934年7月,受王明路线排挤,李韶九被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逮捕,接受审查。

  1935年春,在闽西战斗中“牺牲”。这位 “肃反大员”31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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