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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谁有从长征后到建国前的历史故事?(多一点)

归档日期:09-14       文本归类:革命战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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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展开全部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鳛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接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肚仗。

  展开全部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 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 污蔑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 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故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接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三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酌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鳛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接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肚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至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三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事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摔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人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这时,蒋介石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车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

  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绞车渡两岸渡口,前后控获七只小船。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比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车接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 三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车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术方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现在敌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我军就依靠绞车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因追堵击的圈六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支大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从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使组织突击队渡河。十七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力面军胜利会合。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

  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

  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

  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

  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住。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

  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红军到洞口之前,反动派与地方反动势力制造了很多谣言,不少农民躲进山里。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很快,大家都回来为红军战士解决吃住问题,十分亲热。

  开始岩山街上很多店门都关得紧紧的,后听到红军战士亲切地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就卖给我们一点,我们照价付钱。”有些人从门缝中看到红军战士规规矩矩,蹲在街上,谁也不去敲店门。于是有的就拿出煮热的红薯放门口卖,战士们不讲价,说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交不少交。消息传开后,店门都开了,能吃的东西都摆出来了,附近群众家里有能吃的,都拿到街上卖。有几位战士走到林玉元老大娘面前轻声说:“大娘,天气太冷,今晚上我们想到你家里避避风寒。”大娘满脸笑容表示欢迎,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动手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晚上,林大娘见几个战士在灯下摆着白布比划,她猜想是把布剪做包脚布,就把“坐月子”的媳妇喊来一起帮忙,母女俩人熬了一整夜,共做好10双布袜子,正好每人一双。第二天战士们临走时再三向林大娘道谢,送给他一些白布、一床印花被面和两个圆瓷缸作为纪念。

  红军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群众,广大农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关心、爱护红军。石江缝纫师傅邱国才与其他11位师傅一起,连夜赶制军帽120顶。红军给他们每人一块银元,他们心情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一首诗:“红军来到石江镇,痛打土豪和劣绅,财主心怕胆又惊,穷人精神大振奋,军民连夜作军帽,同心协力杀敌人。”花园马家院子邓大妈同儿媳曾冬娥在山边土里锄草,听到山中有微弱的呻吟声,邓大妈立即放下锄头去山中寻找。果然发现一个约20岁年纪、头带八角帽的红军战士(浏阳人)躺在地上,她用手一摸额头,好烫手,又见他右脚伤口已开始流脓。她心想不能让亲人在野外活活冻死、痛死、饿死,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她喊来儿媳一起扶着伤员回到家里,让他躺在儿媳床上,儿媳拿出丈夫的蓝布旧衣服给他换上。大妈告诉伤员安心养伤,如发现有外人来就装哑巴,要儿媳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儿媳的丈夫在贵州做挑夫)。安排好后,大妈每天上山采药,精心护理,一周后战士的伤基本治好,他告诉大妈要去赶部队。临走那天,天刚亮大妈就起床为他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战士对大妈说:“大妈,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恋恋不舍,挥手告别。

  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靠山,红军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于是,不少贫苦农民纷纷送子弟当红军,中青年更是积极踊跃,要求跟着红军走。李家渡的贫苦农民,看到20个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下光荣牺牲,满怀为烈士报仇的愤怒心情和为自己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西中村的邓星怡、邓正仁、吴老晒,盲田村的邓星开,新兴

  村的刘老细,木井村的陈松青,圳上的罗玉等都跟着红军走了。洞口街上邹玉和、王顺生两位缝纫师傅,被请到花园给红军制作军服,他们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据解放后全县初步统计,当年跟着红军走的有20多人。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壮志未酬而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雄,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民功臣,如石江镇的王振贵,当年30岁,参加红军后编入第六军团保卫局,在17年的戎马生涯中南征北战,荣获“人民功臣”、“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的纪念勋章各一枚,1952年转业到新疆工作,1965年离休,1966年元月回洞口老家定居,撰写了“夜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六十年春秋话往日”等革命回忆录。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年轻人,你难以理解我们这些老人面对浴血奋战换来的太平盛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九死一生的险境里我们始终不动摇,就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努力能换来今天的安定繁荣!”

  7月23日20:00,记者见到了14岁参加红军、曾经三过草地、戎马生涯半个世纪的老红军战士,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任思忠老人。这位83岁的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谈起过去的峥嵘岁月,神情激动起来,双唇有些颤抖……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到达川北,川东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达县一带活动。当时,因贫困辍学的任老正在家中帮助父亲务农。

  “党的队伍给了我思考的能力,我明白了为什么穷人辛劳一生后代还要继续受穷”,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给穷人指出一条活路,这在任老心中掀起了巨澜。红军队伍为贫苦农民作主,任老明白了,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

  红色家庭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大哥早他加入游击队,但不久便在一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父亲积极响应革命队伍的号召,担任村苏维埃主席。这位老人在红军离开根据地的岁月里,被反动军队关进监狱,活活折磨致死,父亲死后不久,母亲也含恨离去,这一切,更坚定了任老参加革命的决心。

  1933年是任老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年份。6月,任老参加了游击小组,不久便加入了中国青年团。任老思想活跃,积极探讨革命的道理,很快便成为游击队的中坚力量。红军主力占领达县后,他被选为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15岁的少年成了171名红小鬼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全队172人集体加入了红军。

  从游击队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但四川强横的反动军阀势力还是逼迫部队流动开展革命工作。

  1934年7月,任老时任四川省少先指挥部政教科长兼干部连指导员。在四川西部丹巴地区开展工作。一天,当任老等人在一座3层小楼上开会时,反动军阀的武装突然冲到了楼里,与负责放哨的同志在楼梯上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脚步声密集急促,逐渐近了,留下来肯定是死,任老等三人跳窗逃生,一名同伴当场摔死,任老右臂支撑着地,上臂骨折后戳断肋骨插进了胸腔,他忍痛与同伴钻入夜幕迅速转移。

  革命者的工作激起了恶势力的疯狂反扑,在新塘坝地区,有一支500人左右的地主武装,他们疯狂袭击革命者的工作队,屠杀革命群众,打仗时人人拿着一把扇子,妄称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当地群众称之为“扇子队”。一天深夜,任老带领干部连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夜袭“扇子队”。战斗中,他被敌人刺刀捅伤,仍坚持参加战斗。是役,扇子队被全歼,少年军为川陕根据地人民除了害,一战成名。

  “年轻人,用语言表达不出长征真实场景,你根本不可能想像出当时有多么艰苦”。任老对记者说。任老前段时间坚持每天收看电视连续剧《长征》,他看得比家里每个人都专注,他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感动,但仍然对家人说,“有些苦他们拍不下来”。

  任老头上的三块伤疤和脚弓部位所受的一次穿透伤都是在长征时留下的。说起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受伤,任老脱下鞋子,右脚背中央部位赫然有一块大约三厘米见方的凹陷。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1935年下半年,任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老和另外30名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成功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1936年7月,任老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北上。任老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老,“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吗?”“肯定能”。

  任老在和平年代练起了书法,每当朋友求字时他总忘不了盖上一个章,或者是“长征战士”,或者是“幸存者”。这是老人晚年给自己的定位。

  战争年代,任老是一名英勇善战的骁将,他重视思想工作,善用攻心战术,常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任老率领队伍在喀喇沁旗平叛,妥善运用了和平平叛的政策,打通了300公里承赤公路。此后,在攻打天津、广西剿匪、援朝金城反击战等众多战役中,任老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老人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荣誉章。但说起荣誉,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战争年代,我们身边倒下了太多的好战友,比起他们,我是一名幸存者,更是一个幸运者”,“我能够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实现就是最大的幸运,真正的荣誉归于那些光荣献身的烈士们。”

  任老的家人介绍,任老每每想起自己身边倒下的战友,便非常难过。当年任老带171人参加红军,但经历历次事件,解放后任老再没能见到其中的任何一位。他忘不了1953年自己回乡的那次经历。当时,战友的亲人听说他要回来了,站在路两旁等待询问亲人的下落,任老骑马走了30多公里山路,当久候乡亲们纷纷上前询问时,老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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