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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长征路上的女红军:生下孩子就要抛弃

归档日期:07-23       文本归类:革命战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当历史的目光聚焦在几万名参加长征的男红军身上时,不足3000名女红军的长征历程却少有人提起。

  有的女红军在长征途中生下孩子,生下的同时又要被迫扔掉孩子;有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与男战士一样浴血杀敌,枕着死人的头骨入睡长征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当初参加长征的2000多名女红军只剩下1000多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有的孩子,从此一辈子再没见过母亲。

  26岁的刘英生得很娇小,像个布娃娃。但任务还未完成,她就接到命令,赶回中央苏区报到。

  大约65公里,刘英走了两天。相比几天后即将开始的长征,这“仅仅算是一次散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决定撤离苏区。红军中的女人们,谁能跟大部队走,谁会被留下面对几十万军队打游击呢?这是个很艰难的选择。

  其实,一个月前,随主力转移的女红军名单已经出来了。挑选的条件只有三项:员,思想政治上可靠;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体好,能适应艰苦环境。

  100多名女红军被通知参加体检,她们第一次见到据说能照透身体的神秘的X光机。

  这种挑选很残酷。跟随大部队转移,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种安全的保证。战争环境下,这是无奈的丛林法则。

  陈碧英没想到,自己被留下了,因为低于标准体重一斤,且怀有身孕。她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董必武的妻子,但也只能服从安排。

  月光皎洁的夜色中,30名女红军跟着大部队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和刘英同行的女人还有:、贺子珍、康克清

  每人带着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按规定不能超过15斤,部队配发了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

  长征出发过去72年后,当年中央红军队伍中的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危秀英发表了一篇回忆30位女红军的文章。

  危秀英记得,长征中女红军要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思想工作。身体健壮的女红军,一人要负责三四个担架。抬担架的民工是临时雇来的,一天一块银元。女人们不用打仗,但琐碎的工作却很多,要筹备粮食、探路。偶尔闲暇时,能享受泡脚的惬意时光。

  走到1935年3月,有一次,敌人追来了,民工走散了3个。危秀英和剩下的一个民工抬着担架,翻过两座山头。

  危秀英身高不到1.5米,姐妹们开玩笑叫她“矮子”。有人形容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

  在长征中,谈恋爱是违反禁令的。当时的规定是,没恋爱的不准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

  中央领导的夫人们,同样要和丈夫分开。只有周末或休整时,夫妻才能见上一面。

  但这样的规定对23岁的康克清并不奏效。长征途中,康克清和丈夫朱德几乎没分开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并不比男兵逊色。她很少骑马,随身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支长枪,有时替别人肩扛三四支步枪。

  长征结束后,她对《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说,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结婚就有可能生孩子,烦会接连不断:怀孕了要走路,不走路就会掉队,掉队很可能被俘虏。没有担架、没有马,肚子再大也只能自己走。

  1935年3月,清晨的薄雾在山间绿树中袅袅升起时,中央红军正快速通过贵州境内的一处山口。

  一干人陪着陈慧清等待分娩。这是难产,没有药物,无法手术,只有等待。26岁的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捂着肚子疼得不停翻滚,边哭边大骂丈夫邓发,希望以此减轻痛苦。

  邓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几个月前经过云南时,邓发曾建议妻子留在当地,陈慧清硬是没有答应。

  负责断后保卫的是第五军团,陈慧清所在的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派人找到军团长董振堂,让他务必顶住敌人的进攻。“因为什么?就因为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就做出严格规定:无论职务高低,谁也不允许带孩子行军。

  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却又要立刻抛弃,这样的喜悦和痛苦,在一瞬间袭来。命运在这一刻也如此矛盾而复杂。

  陈慧清是不幸却又幸运的。孩子出生时,她因疼痛而昏迷了,所以不必承受母子分离的更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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