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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东根据地遍燃敌后烽火

归档日期:11-27       文本归类:革命烈士陵园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水东根据地,第一次听一位同事说起这个名字,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一个月打28仗,那个月还是‘小尽’,打仗前我大伯是新兵,打完他就是副排长了。”

  水东,是花园口决口后形成的地域名,黄河南泛,把豫东分成两部分,称为“泛东”、“泛西”,或“水东”、“水西”。水东抗日根据地原来叫睢(县)杞(县)太(康)根据地,后来扩展到兰考、开封、通许、民权、淮阳等14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域。

  这块根据地位于日军重兵把守的开封、商丘、淮阳三大军事重镇之间,军事上有种说法叫“死三角”,地理环境也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平地无山,地道都挖不成,挖深点就出水。但这块根据地却在日伪的扫荡和围攻中,八年屹立不倒,还不断发展壮大,走出一队队抗战精兵,也成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联系的纽带。

  由于环境恶劣,打仗多,水东根据地英勇牺牲的烈士达5266名,仅师地级干部就有沈东平、马庆华、韩达生、唐克威等多人。

  水东根据地为何能屹立不倒?见到杞县党史办原主任孙继书,我们迫不及待地请教。

  孙主任研究水东根据地数十年,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他的讲述生动翔实,客观深刻。

  杞县抗战的基础深厚,该县人才济济,爱国主义氛围浓郁,著名的“王疯子”和“杜傻子”,就是杞县知识分子爱国的典范。

  “王疯子”即王毅斋,杞县文化街人,维也纳大学经济学博士,河南大学教授,在杞县创办大同小学、大同中学,自己省吃俭用筹资聘请师资来杞县任教。抗战爆发前后,王毅斋时常带领学生在街头宣传,讲到国难深重,国家民族危如累卵时,他即慷慨悲歌,声泪俱下。每次,他总是走在队伍的最面前,光膀子披抗日救国标语,敲击铜锣,激昂愤慨地高喊抗日救国口号,因此得了“王疯子”的绰号。

  “杜傻子”是杜醒吾,杞县北万寨人,生于官绅之家。1920年入国立北平高等师范学堂,积极参加,1926年1月,杜加入中国。“七七”事变后,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组建抗日队伍时,他卖了自己家的地,取出商号本息,为部队购买。有一次部队缺粮,路遇运粮车,得知是本家兄弟的粮食,他即扣下粮食,给本家写借条,言明抗战胜利后由自己归还。这些事在杞县广泛流传,他因此得了“杜傻子”的绰号。

  杞县还有一位著名抗战人物——吴芝圃。1938年5月,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吴芝圃奉命回家乡杞县,领导睢杞太武装抗日。1938年6月初,该地区沦陷,但在大同中学师生等当地抗日力量支持下,吴芝圃一个月就组建了拥有六七百人枪的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开创以杞县为中心的睢杞太抗日游击区,点燃了豫东大地的抗战烽火。

  三支队奉命与彭雪枫部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开创豫皖苏根据地;水东又先后组建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睢杞太独立团等抗战武装;皖南事变后,睢杞太独立团主力奉命东进豫皖苏,水东再组建“水东独立团”,在敌伪重重封锁包围下,保证豫东抗战烽火不熄,并积极活动,频频出击,屡获胜利,巩固并扩大抗日游击区。

  “水东根据地能屹立不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队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孙继书说,战士吃住在群众家,平时给群众种地、开荒,大灾荒去敌占区征粮救济灾民,是名副其实的子弟兵。

  水东百姓生计艰难。新黄河河道极不稳定,汛期一漫几十里,高粱地里能逮鱼。麦子也经常被冲,有时收割了都被冲走,水小时,下去快,还能收一些庄稼。

  新黄河河道时常迁徙,有一些地方不再上水,水东部队即组织军民垦荒。那些长期被黄河水淹没的地方,长满小灌木和芦苇,盘根错节,开垦十分费力。水东党政干部和战士拉犁拉耙,开垦出4000多亩荒地。

  这些举措深深赢得了人心。一首民谣广泛流传:“新四军营长犁地,汉奸营长看戏(指柘城马头集伪军营长强迫戏班唱戏的恶劣事件)。”杞县圉镇墙壁上,一个农村教书先生写下一首诗:“过荒庄又过荒庄,不打仗就开荒。开了荒地百姓种,打平了地面人民昌。新四军功劳比天高,好比当年一禹王。”

  在孙继书看来,水东根据地能在敌人军事重镇的夹缝中屹立不倒,还有一个原因:在百姓的支持下,根据地大挖交通沟,最盛的时候,实现“村村通”。“交通沟不到一人深,站起来可以打敌人,趴下敌人看不到。”交通沟能迟滞日伪机械化部队行动,在无山又不能挖地道的水东,成为抗击敌寇的有效手段。

  水东部队游击战术很灵活,敌强则化整为零,三五成群,或化装潜伏,或机动转移;一旦有战机,则迅速集中,猛打一下。

  尽管如此,八年抗战中水东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5000多人前仆后继,为国殉难。

  沈东平,原名张秉乾,河南舞阳人,1929年在西北军中秘密加入中国,1938年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当年7月29日,他获知驻睢县日军押大车数辆,给驻城南河堤岭的日军据点运送弹药、给养,决定设伏夺取敌人的辎重。战斗中沈东平腿部受伤,拒绝战士背他,下令所有人撤退,他留下掩护,最终壮烈牺牲。

  1939年8月5日,200多日军从太康开赴杞县,睢杞太独立大队得到消息,在杞县傅集南宋庄高粱地设伏,计划夺取日军92步兵炮和重机枪等重武器。

  日军进入伏击圈后,大队政委兼睢杞太特委书记马庆华下令开火。毫无准备的日军瞬间被打倒20多人,旋即下路也进入高粱地疯狂反击,战斗进入胶着。日军火力猛,又躲在高粱地里,夺取重武器的计划难以实现,马庆华下令撤出战斗。但部队经验不足,被日军咬住无法撤退。本已退出战斗的马庆华看到这种情形,挥动指挥旗,带着通信排冲向日军,遭到日军猛烈射击,胸部中弹身亡。

  此战毙伤日军数十人,缴获步枪10余支,子弹万余发,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尤其马庆华的牺牲是根据地一大损失。“那年马庆华刚刚25岁,正在准备结婚,婚房都准备好了,对象也到了水东……”孙继书无限惋惜地说。

  水东牺牲的第三位特委书记是韩达生。1941年4月,韩达生在杞县南梁寨战斗中被俘,后被秘密杀害。“据说是被沉入黄河淹死的……”孙继书说。

  一年多后,又一位水东最高负责人壮烈牺牲,他就是中共水东地区地委书记兼水东独立团政委唐克威。唐克威原名徐德乾,“一·二九”领袖。抗战爆发后,他在北京、天津、济南负责接待流亡学生,将他们转移到延安,任务基本完成后,他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后转入冀鲁豫根据地。抗战中期,水东根据地重要性凸显,认为水东是八路军、新四军联系的枢纽,是以后战略反攻的基地,应当加强这个地方的领导。1943年1月,唐克威率100多名干部来到水东,出任水东地委书记。

  1943年2月1日8时,唐克威所部在杞县常营被日伪包围。他的部队只有百余人,而日伪有20多辆汽车四五百人,唐克威决定痛击日伪后分散突围。他组织部队边阻击边撤退,率部分战士在秦椒坟、小温河节节抵抗,掩护地委、独立团机关大部分人员突围,随后试图撤出战斗。但当时他脚伤未愈,行动不便,只能骑马突围,加上身着八路军军装,被日军紧追不放。中午12时,他至铁底河畔,想跃马过河,摆脱日伪汽车追击,却不幸坠马河中。敌人高喊“抓活的”将他团团包围。唐克威边撕毁文件,边向敌军射击,剩最后一颗子弹时,他饮弹自尽,壮烈牺牲。

  1987年4月,经河南省政府批准,杞县建“水东烈士陵园”,唐克威、马庆华等人遗骨迁葬其中。在他们的墓旁,听孙继书讲述烈士生平和牺牲经过,我们的心中,一次次被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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